女主播夜宿故宫直播(约会女主播竟挪用公款930万盘点这几年直播平台犯的事儿……)

来源：央视新闻、法制日报

据央视新闻报道，江苏29岁男子王某挪用公司公款930万元打赏女主播，瞒着妻子与女主播线下幽会，每次多则挥霍数十万元，最终该男子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刑。不过，在央视新闻报道中，资料照片和视频虽经过马赛克，仍有网友辨认出是“主播一姐”冯提莫。

这两年直播的高速发展诞生了很多网红，但是近期相关负面新闻却不绝于耳。除了粉丝违法犯罪的事时有发生，网红以身试法的新闻也频现报端。许多普通人借助直播一跃成为了红人，在短短的时间迅速成名，完成了很多普通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在这群“红人”中很多人突破道德底线，用博眼球的方式为自己带来流量。

挪用公款930万只为主播

据央视新闻报道，前不久，江苏镇江京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案件，被告人王某沉迷网络直播，竟然盗取公司930万元，以打赏的方式博取网络女主播的欢心。

2017年2月中旬，镇江警方接到国信嘉源房地产公司报案，称该公司29岁的会计王某突然失联，经过账目核查，公司怀疑他侵吞了数百万元的公款。

镇江市京口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董贝冰：报案之前公司跟他电话联系，说把公司的账交一下，我们要做审计的，你到时候配合我们一下。他当时答应得很好，应该是第二天他们公司再跟他联系，电话就关机了，报案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司账上发现有400多万去向不明。

王某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就在民警抓紧侦查时，王某的手机突然开机了，他打电话给公司表示想投案自首。

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民警冯苏：这名会计跑到了上海，去见了我们国内一家斗鱼直播平台的女主播，平台名叫余某某，上午跟余某某见完面之后，就跟余某某说我先走了，回镇江了。实际上他是在上海的一家宾馆开了一个房间，进行割腕自杀。

没有勇气自杀的王某被民警和房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带回了镇江，王某对于自己侵占公司高额资金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实，王某挪用国信嘉源房产公司的公款达930万元，包括侵占公司库存现金数十万元；从公司建行卡、工行卡取现、转帐近860万元。

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已结婚，一家三口与父母一起居住在丹阳，家庭条件一般。而他盗取公司的高额资金并没有用于自己的家庭，那这930万元究竟花到了哪里呢？

王某交代，他自从接触了网络直播平台后，就很喜欢看直播。因为自己每月的工资也就3000多元，维持家庭生活比较拮据，所以一开始很少打赏。他发现，因为打赏少，女主播们对自己不屑一顾，她们只会与打赏多的人进行互动。王某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为了挽回面子，他开始挪用公款进行打赏。

镇江市京口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董贝冰：一开始的时候，认为这个跟玩游戏一样，也就是蛮开心的，蛮刺激的。一百两百打赏，女主播爱理不理，后来就是金额加大，女主播她就会主动跟你联系了，包括出去吃饭，玩玩啊，他认为（打赏）钱越多，对他心理来说就是越开心，越兴奋，越刺激。

王某打赏“一掷千金”，大家都以为他是富二代，不断有女主播和网友吹捧他，让他感觉很受用。为了维持在直播平台里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王某不断充值给女主播送高价格的“礼物”，最多的一天他在直播平台充值50万元，好几个女主播主动与他结交。王某瞒着妻子，以出差为借口，每周都会到上海与女主播幽会，挥霍盗取来的公款。

“网红”直播违法屡屡发生

除了频频有网红的粉丝巨额打赏主播，涉及违法犯罪。还有少网红自己以身试法。有些人为了成为“网红”或者为了利益，不惜触碰法律红线。“网红”变“网黑”现象在互联网上已不仅仅是个例。

2016年11月，某直播平台一男主播因模仿吸毒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经尿检，这名主播并非真正吸毒。他解释称，是因为看到直播观众少了，脑子一热，拿了一张发票纸做出了模仿吸毒的动作。尽管如此，因在网络直播中连续做出模仿吸毒的动作，带来不良社会影响，扰乱公共秩序，这名主播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

2017年3月，在某直播平台直播的一名女主播为了吸引观众刷礼物，将黄鳝放进下体，在网络上引发热议。2017年5月，浙江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公安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有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案件进行深入调查，“黄鳝门”主播被抓获。

同年5月1日，周某与杨某某、李某3人进入故宫并直播实景画面。当天晚上，3人转至某景区继续直播，谎称现场为故宫院内，并编造女主播夜宿故宫进行网络直播的虚假事实。

为了逃避法律责任，3人又自导自演直播所谓的“道歉”，欺骗社会公众。后经调查，此系3名违法人员精心策划并传播的虚假事实，杨某某、李某、周某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同年7月，网络主播高某为提高关注度、增加粉丝量，在吉林市丰满区旺起镇四方村八社的家中，使用手机登录直播平台，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向观看直播的观众编造并传播吉林市7月13日晚的洪水灾害造成一百余人死亡、政府故意屏蔽造成丰满区旺起镇通信中断、救灾物资未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的虚假灾情信息。

后经查实，该直播共持续19分钟26秒，累计在线观看人数169人。办案机关认为，高某的行为已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就在高某直播后的第二天，即7月17日，高某被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分局刑事拘留。

2018年4月，有网友向武汉交警反映称，在某直播平台上，一男子正直播在武汉一道路上违法驾驶摩托车。此事引起武汉交管部门的高度关注。民警调查发现，在直播画面中，主播金某驾驶摩托车没有穿戴任何安全防护装备，在城市道路上时而脱把，时而翘头，时而加速，在滚滚车流中随意穿插行驶，同时还通过弹幕与在线观看的网友互动，根据网友要求表演危险驾驶动作。

武汉交警结合城市视频监控“天眼”，通过大数据进行轨迹分析，很快就锁定了金某的主要行驶线路，将在网络平台上直播驾驶摩托车在城市道路上“耍酷”的金某查获，依法行政拘留10日。

加强普法教育是关键

“网红”直播内容触碰法律底线，哪些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王艳辉说，首先，“网红”如果触碰法律，那么其应当负直接的法律责任。“至于平台是不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平台应当有基本的审查义务，可以参照知识产权领域的‘红旗原则’,即‘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可以免责，否则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郑宁看来，网络直播违法，网络主播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如果网络直播隶属于某单位，则其行为会被视为其所在单位的职务行为，则其所在单位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果网络直播平台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郑宁告诉记者，自2016年以来，原文化部、原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出台了针对网络直播的一系列文件和举措：

2016年7月，原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督促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和表演者落实责任，违法违规表演者将列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

同年9月，原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直播平台必须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不能从事直播业务。

同年11月，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管理规定》，重申了对互联网直播新闻信息服务的资质监管，要求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在许可范围内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互联网直播发布者，应当依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在许可范围内提供服务。此外，强化了直播平台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对直播内容加注、播报平台标识信息，对评论、弹幕等互动环节加强实时管理，并具备“及时阻断”的直播技术能力。

2016年12月，原文化部发布《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规定网络表演是指以现场进行的文艺表演活动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时传播或者以音视频形式上载传播而形成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并把网络游戏直播纳入监管范围。经营者应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健全审核制度，直播实时监管，录播先审后播。

如此多规定的出台，似乎未能完全遏制“网红”向“网黑”的转变，究竟该如何遏制这种现象？

王艳辉建议，首先，针对目前的网络环境制定相应的法律；其次，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加大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最后，加强网络文明教育，让受众对网络上的不当行为有明确的认知并且能够自发抵制低俗、违法的行为。改善网络环境需要社会各方面协同合作、各司其职，这样才能创建一个良好的网络空间。

在郑宁看来，一是切实落实信用监管制度，加大对违法主播及平台的信用惩戒力度，使其不敢违法；二是健全公众投诉举报及回应制度；三是加强对网络主播、网络直播平台的法治教育；最后是有关部门强化技术手段，对网络直播行为进行全程动态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