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樊锦诗向母校捐赠1000万，“敦煌的女儿”是杭州人

时间：2024/04/18 17:41:02 编辑：浏览量：次

近日，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5周年校庆。

校庆日当天，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杰出院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向北大捐赠一千万人民币，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北大敦煌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以及相关学术机构的发展建设。

此次捐赠的资金，包括2019年樊锦诗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奖金（该奖金总额为2000万港币，其中一半捐给了母校，另一半捐给敦煌研究院），和2020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在此基础上，樊锦诗还拿出了多年的积蓄，使基金本金达到了1000万人民币。

“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这份奖金应该‘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奖金用在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业上。”在捐赠仪式上，樊锦诗表示“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得益于母校‘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的熏陶和许多前辈师长们的谆谆教导、悉心培养，才使我有能力为敦煌石窟做了一些贡献。今天我捐赠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这点捐款，是我应该给母校做的奉献。我希望樊锦诗教育基金的设立，会对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积极作用。”

“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这句话总被樊锦诗挂在嘴边。

1958年，樊锦诗进入北大考古专业就读。1962年，本科期间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时，她选择了敦煌莫高窟。1963年毕业后，她服从国家分配前往莫高窟工作，此后的几十年间，樊锦诗与敦煌密不可分，她一步一步的走完了莫高窟大大小小每一个洞窟，看遍了洞窟里的壁画、彩塑，手写敦煌的申遗材料，推动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主持编写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1962年秋，宿白、常书鸿、李承仙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学生（樊锦诗：左三）在莫高窟大牌坊前合影

樊锦诗生在北平、长在上海，祖籍是浙江杭州，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也是杭州人。

常书鸿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与世长辞，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赵朴初先生为他撰写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曾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有来世，你选择做什么职业？”常书鸿坚定的回答：“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

他的女儿常沙娜从12岁起便随父临摹敦煌壁画，承载父亲遗志，一生亦致力于敦煌艺术教育推广。

2019年，88岁的常沙娜在以敦煌花卉图案为底纹的签名墙上写下她的心声。“亲爱的爸爸，我终生听着您的教导要弘扬渗透敦煌的文化艺术。今天清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花开敦煌’父女作品展，我们又相见了！”

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合影

不止樊锦诗和常书鸿父女，相距三千多公里的浙江与敦煌，自古有着扯不断的缘。

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泥沙时，无意间发现莫高窟藏经洞。1902年2月，叶昌炽被任命为甘肃学政。

叶昌炽，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籍。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当时叶昌炽正潜心编纂《语石》，内容为金石碑刻，便委托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帮他找寻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没过多久就收到了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

先后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盘经》四卷、梵文写经31页等。叶昌炽认识到这些文物的珍贵，大为惊叹，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

但由于种种原因，汪宗翰直至1904年5月才执行此命令。彼时，已有许多珍贵文物流失出海，时隔多年后，叶昌炽得知藏经洞中诸多宝藏被法国人低价买走后，痛心疾首，万分悲恺。这些事件在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中有所记录。

叶昌炽及其手迹

“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淮安。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编著有《殷墟书契》《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

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

宣统元年，罗振玉在北京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中获得的敦煌写卷，并得知还有数千卷文书，力促学部电令甘肃都督查封石室，宣统二年秋，剩余文书运抵京城，入藏京师图书馆，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对敦煌文化的抢救。

罗振玉与王国维、董康等人将伯希和从敦煌贿买的十一种石室遗书编为一集，定名为《敦煌石室遗书》，由此开创了我国敦煌学的先河。

罗振玉

国学大师王国维出生于杭州府海宁州城，小罗振玉十一岁，年轻时受罗振玉的资助，摆脱了经济困境，出国留学，二人亦师亦友，后结为儿女亲家。

王国维一生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在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的成就更是斐然。

自敦煌遗书发现后，王国维对敦煌史地作了大量考证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于阗公主供地藏菩萨画像跋》中，通过对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之考释，对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作了研究。他依据出土的考古资料、敦煌遗书和大批汉简，对敦煌两关长城史地作了深入考证研究，解决了自敦煌出关后丝路古道的走向（见《敦煌汉简跋十四》）。他考订了汉敦煌郡中部都尉、玉门都尉及所属步广、平望、玉门、大煎都四候官的治所，确定玉门都尉治所即玉门关。他在《流沙坠简》中，对敦煌境内汉长城及沿线的烽燧作了考证，为其中11座烽燧定名并划归了辖区。

王国维

与常书鸿先生同期的姜亮夫，是我国著名的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是我国老一辈敦煌学专家中，第一位撰写普及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知识读物的名家，也是第一位在高校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的大师。

姜亮夫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从梁启超、陈寅恪等，是王国维的研究生入室弟子。民国时期，他卖了几部书稿，自费前往法国留学，原本准备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的他，在图书馆、博物馆中看到了早年间从我国流散出去的敦煌文物和卷子，十分心痛。他放弃了学位，节衣缩食，抄录、拍照、临摹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带回祖国，也是因为这项工作，他的视力下降了600度，晚年几乎失明。

1953年，国家教育部把姜亮夫调到了浙江师院任教务主任，他从此定居杭州。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耄耋之年的姜亮夫，在杭州大学开班了全国高校第一期敦煌学讲习班。同年，姜亮夫受命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奠定了古籍研究所发展壮大的基础。

姜亮夫的著作中，《瀛涯敦煌韵辑》首次对流失海外的敦煌韵书加以整理研究，对佚书《切韵》之恢复和中古音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为国内开展《切韵》系统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敦煌学概论》则为敦煌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姜亮夫

姜亮夫的同事、老友蒋礼鸿，字云从，浙江嘉兴人。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浙江省敦煌学会副会长等。

其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蒋礼鸿在学术上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第一部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的专著。这是一部一部考释敦煌变文中词语的专著，解决了敦煌变文阅读中的诸多困难，推动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被国外汉学家称颂为“步入敦煌宝窟的必读之书”、“研究戏曲小说的指路明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于1959年初版至1996年蒋礼鸿逝世，36年间进行了六次补订，字数从初版5.7万字增补到42万字，体现了一个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专精的治学态度。

蒋礼鸿毕生淡泊名利、生活俭朴，晚年仍坚持著书立说，著作颇丰，除《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以外，还发表了《怀任斋文集》《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古汉语通论》（与任铭善教授合著）、《类篇考索》《目录学与工具书》《咬文嚼字》和数百篇论文。

蒋礼鸿与爱人

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文献的整理与语言文字研究，姜亮夫是其博士生导师。如今，他与他的团队正在做的敦煌文献古籍修复工作。

敦煌文献源自道真搜集的“古坏经文”，在搜集入藏和藏经洞发现后的流散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被损坏撕毁，现存多为残卷，据了解，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总数约70000号，超过九成的敦煌文献都残缺不全，要从这样浩瀚的文献中，经历无数次的反复对比，才有可能发现相似的碎片并拼接到一起。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整理还要实施数字化，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2020年底，张涌泉团队《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这一项“冷门绝学”，他们已经沉浸其中十余年了。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现在判断25%以上的敦煌卷子、也就是超过17500号的残卷是可以缀合的。”

张涌泉

刚刚出版《敦煌学十讲》的中华书局编审，敦煌学家柴剑虹也是浙江杭州人。

这本书集合了柴剑虹关于敦煌学十篇讲稿的合集，内容包括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敦煌遗产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特性、敦煌写本的“约定俗成”、敦煌地志写本的特色、敦煌学研究的“旧材料”和“新问题”、浙江学人与敦煌等。

近年来，柴剑虹到各处宣讲敦煌学，他自成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批会员起，就决心结合自己做文史书刊的本职工作，对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艺术贡献一份力量。他常常向后辈强调：“在国家衰弱之际，敦煌文物曾遭劫掠而流散，是我们的‘伤心史’；而为之发愤图强，开创文物保护、研究的业绩，要形成我们的‘争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