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如何平衡“公益”和“生意”？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具体路径。现实中，改革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问题：社会力量如何更好地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什么样的公共文化空间能让尽可能多的普通人获益？近日，《民进中央：关于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提案》受权发布。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浙大城市学院文化与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公共文化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阮可接受《中国新闻》报采访，围绕提案内容，分享他在相关调研中的观察与思考。

普通人如何“入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明确改革路径和具体举措。关于其中“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这一要求，各地政府近年来展开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可以从优化机制的层面去解决。

“举个例子，有位退休企业家每年自费举办艺术展、美术展，虽然可以申请一定的补助或享受免税优惠，但这位企业家觉得办理程序很繁琐，所以宁愿全部自掏腰包。”一年花费一两百万元人民币，于这名企业家而言是出于公益，但阮可思考的是，繁琐流程是否可以简化？另外，这位企业家有情怀也有相应的财力，如果一名热爱艺术的普通人或一个小微企业体量的团队想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否必须“带资”入场？一个好的运营团队是否可以“技术入股”？面对后面这种情况，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兜底性资金支持，让社会力量更容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坚持公益性与可持续发展

关于“降低门槛”，《决定》提出的“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是路径之一。“两权分置”改革是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置，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通过企业化运作来提质增效。

“有的地方建了‘高大上’的公共文化设施，建好之后，运营却出了问题。”阮可在调研中发现，这其中有机制层面的原因。各地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绝大多数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它们是“收支两条线”，即有了创收要全额上缴，不能直接用于发放员工奖金。“如果有员工开发文创产品，赚了钱，相关收益却不能用于奖励这名员工，长此以往，员工难免失去积极性。”对此，目前有些省份已开始探索将文创开发收益用于激励在文创产品开发设计、经营管理中作出贡献的人员的办法。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的书店。(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阮可看到，现在很多城市有复合体公共文化空间，市民来看书、买书，逛累了坐下喝杯咖啡，离开时选购书店文创带回家。“逛书店”变得更好玩了，“更多市民愿意来，运营团队赚到了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阮可曾关注到杭州一个案例：某小区的架空层此前堆满杂物，后来有从教培行业转型的小微企业将其租下，改造成公共文化空间，利用原有专长，组织亲子活动、研学活动，收费比市场价格便宜，既养活了自己，又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免费阅读等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对此很支持，区里的图书馆还为其配送图书。阮可认为这个模式值得参考，但也有一些潜在问题需政府进行监管，如禁止运营方“办卡吸储”，防止其盲目扩张后“爆雷”，好事变坏事。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新”在哪？

如何让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参加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并在保障公益性的前提下，让运营团队拥有“造血”能力？浙江进行了很多探索实践。

阮可举例道，杭州图书馆联合多家单位打造遍布全市的“杭州邻里阅读空间”，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依托社会力量成立了数十家“余阅空间”，这些阅读空间建在社区里，经常开展读书会、互动游戏等活动，为市民提供了便捷、普惠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确保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因为受欢迎，这类阅读空间的数量不断增加，提供的服务也愈加多样。有的阅读空间里开设了“创客空间”，用平台化思维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如牵线搭桥帮助项目孵化等。

此外，近年来浙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比“城市书房”体量更小的“阅读驿站”，利用商圈、园区、银行、邮局、机场、车站等“边角”空间，打造“小而美”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些“驿站”可以与咖啡店、奶茶店嵌合，让茶香和书香融合在一起，离年轻人更近，“提升全民阅读氛围，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阮可认为，对于民众来说，这些深入城市“毛细血管”的“驿站”，让品质文化生活更加“触手可及”；对于参与运营的社会力量而言，这种轻资产、嵌入式、几乎“零门槛”的微型文化空间促进了就业，也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一种新业态。(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