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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指哪里-江南在哪里？为什么说浙江+苏南是一家？

时间：2024/04/22 17:00:13 编辑：浏览量：次

江南到底在哪里？这是中国地理领域最经典的问题之一

如果从文化上回答，答案其实就是：江南民系地区，即吴语方言区，或曰吴越文化区，这个地区在明代之前属于“两浙”“江浙”行政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大浙江”。

这是一个面积略范围大于今浙江省范围的区域

吴语方言区及周边省份地缘关系图

这里是，以浙江省为主体、并囊括部分周边地区的地理区域

注意，本文所说江南，不是方位意义的长江以南，也不是诗词歌赋歌颂的狭小的太湖平原。而是，以吴语为基础的文化区域的江南。

先秦吴越时代的江南

▲我国古代百越民族活动范围示意图

百家争鸣、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深深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区域文化版图。比如，山东因有齐、鲁故地，而别称“齐鲁”；河北因有燕、赵故地而号称“燕赵”。江南吴语地区，曾有吴、越这两大古王国，所以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吴越文化”。

上古族群与族源太过复杂，我们不做详细考证，但大致可确定的是：吴、越有着共同的先祖，并与更南部的闽越、南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族群泛称“百越”）。

齐人、军事家孙武，就明确地说过：“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孙子·九地》）吴国越国虽势不两立，但要是面临外部灾祸和敌人，也一定会同舟共济——这段论述证明了，吴越是同一根脉上发出的两朵花。

伍子胥也有过类似论述：“夫吴之与越也，接土临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吕氏春秋》）

随着不同族群交融和文明进程发展，地域的吴越逐渐超越血缘族群，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概念。从春秋到秦汉时期，吴越，已经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族群区域，而是拥有鲜明传统的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即吴越文化。

楚、干越、吴越地缘关系及互相关系图

以中原为发散地的中华文明，融合能力强大，但其伟大的魅力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输入中原思想的同时，还能让各地的风物民俗，得以不同程度的保留——吴越、巴蜀、齐鲁、秦晋、荆楚，像不同色泽的花瓣，盛开在一棵植株上。

在被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吴越文化也对中原产生影响——在这种互相作用之下，古吴越完成化“华夏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更靠近中原腹地的楚，“华夏化”比吴越早，更偏离中原腹地的闽越（福建）、南越（两广）的“华夏化”比吴越稍晚。

古典江南：钱塘为轴，吴越合流

在遥远的年代，西湖一带距离海岸还很近——西湖的前身，本是一个海岸潟湖，随着人们不断加固防潮大堤，加上大自然泥沙堆积，海平面后来下降，曾经的海边变成了湖滨，今杭州滨湖路曾经也是海岸线，边上那道高高的海塘，因附近有“泉”（吴语“泉”音接近“钱”的发音），因而而得名“钱塘”。

杭州湾的历史变迁，

杭州湾的历史变迁“沧海桑田”：今天的海过去可能是陆地，今天的陆地过去可能在水下。杭州湾北岸，上海金山曾在水下；今天的萧山也是在近世形成的陆地。

汉时期杭州湾北岸水、陆形势图

这条叫“钱塘”的江，仿佛上苍的特意安排，成了吴与越，地理与文化的界限。

钱塘江之于江南，就像秦岭淮河之于中国，将江南之地分成了两种格局：钱塘江西北是河网密布的平原水乡，孕育了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等吴地明珠，是为苏南、浙西；江东南（包括钱塘江面）则是山环水绕、海岸曲折的丘陵河谷，孕育了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越地名城。

一侧是浙西（广义上包括苏南）为吴地，一侧是浙东，为越地——宋代苏南与浙江是一体的行政区，叫“两浙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南”地区。江南的两种格调，也因此而分为两种。因江而成的浙西、浙东，还形成了两种学术流派——浙西学派、浙东学派。

地理、文化因江而分野；省份，因这条江得名；省会前身杭州叫钱塘，也因这条江而得名。

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杭州仍是“县城级别”的钱唐县。

杭州古城有个武林门，记述南宋临安城市地理的著作叫《武林旧事》——武林，这个霸气的名字，是古杭州的代称之一，据说源于钱塘城外的武林山。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

“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处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杭州老城东部有三条古河道，这是钱塘江古岸线不断变迁的印记

杭州，不仅是“武林”，更是“江湖”——江，是钱塘江；湖，是钱塘湖。西湖的放大版是太湖，太湖流域平原，杭州城市所处的杭嘉湖平原，是太湖平原的组成部门；钱塘江口的放大版是海湾，江海交汇喇叭口，它朝向的则是更广阔的大海。

从地理上说：杭州、苏州、上海等江南地区，都是太湖平原。

杭州、太湖平原、钱塘江与吴语区（江南）与中国的位置关系

这是一个背靠群山的“武林”之城，又是一个朝向大海的“江湖”之城。2000多年前，曾经的江与湖，纠缠在一起。宋代《淳祐临安志》说：

“西湖本通海，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故始皇缆舟于此。”

秦：会稽郡的钱唐县

苏州和绍兴，是文明发展早期的江南两个中心城市。春秋时期吴越争衡，前者国都在吴（今江苏苏州），后者的统治中心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首都一度北迁山东琅琊，但越国终于不能在中原立足，又退回江南，仍旧建都于吴（苏州）。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江南属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苏州。

当杭州城在摇篮中时，太湖平原中心苏州、江淮地区中心南京，早已繁荣多时。

东汉：吴郡的钱唐县

东汉时期，苏州和绍兴依然为中心，杭州处在边缘。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所也依旧在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苏州。吴郡所辖的钱唐县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县治在灵隐山下），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线，不过是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县。

西汉时，江、湖淤积，江岸难移，江湖之间，终于有了一片相对开阔的陆地。“武林山”下的钱唐，开始成为会稽郡辖区的一处军事要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六朝南京秦淮河金粉满地时，钱塘江与西湖，还几乎是待开发状态。

地理环境在悄然变化：杭州逐渐崛起，其位于吴越交界地带的枢纽优势，开始显现。

隋唐时代，钱塘江流域的开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据《乾道临安志》卷一《城社》引《九域志》记载，“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县升级为州，后又升级为郡——隋代杭州城，终于拓展到今杭州市区。到隋炀帝，大运河又让杭州华丽转身，直通东都洛阳——交通动脉直接拉动了GDP的升级：“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